一位戴埠老人的求学之路（2）
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 我的父亲母亲
    父亲陈锡成，1901年生，1961年1月去世，小时读过二、三年书。由于祖父是读书人，瘦弱、多病，虽一生务农，老实无能。因此父亲17岁那年就掌管全家30多亩田地了。家里雇了长工1—2名，放牛娃一人，农忙时还雇些短工。父亲40岁以后就不参加主要劳动了，农活平时早晚稍做些，农忙时多干些。解放后被评为地主成分。
    父亲一生为人正直，个性强、气度大，乐于助人，人缘好。解放前曾被宗族里推选为掌管公堂的人，即管理公堂每年田产收存稻谷的账目、收入和支出。群众信得过，所以一直管到解放后。村上不少穷苦人家，家里粮食不够吃，就会上门求我父亲暂借，他都能一一帮助解决燃眉之急，而且做得比较公平、公正，账目也清楚，公堂里的长者和群众都比较满意。抗战时期，苏南一带都被日军侵占，广大的山区和农村，基本是新四军的活动地带，曾多次把我父亲带去查询情况，主要是教育和告诫我父亲不能帮日本人筹粮，要帮助我们抗日部队提供情报，尽可能适当帮新四军提供物质上的支援等等。
    在我的记忆里，父亲说的两句话我印象深刻：田里的粮食是长工劳动帮我们种出来的，是他们养活了我们；多数穷人缺田少地，有的靠帮长工或租别人的田地耕种，是不够吃饱肚子的。解放前父亲没有冤家对头，解放后父亲没有民愤，对此，我也曾经长时期地反复想过，也许这与父亲具有的上述思想观点有关。也正因为这样，他在解放后的12年生活中，农民在分土地和对地富反坏的批斗中，父亲从末挨过批斗，一直是安分守己、遵守法令、老实劳动，在50年代末就被评定为候补社员，是养牛的先进人物。
    对父亲我是既敬重、又痛恨，有着一股敢怒不敢言的压抑情绪。由于父亲和母亲不和，大约1935年左右，就在村上与一个湖北妇女姘居，听说这个女的原来的丈夫姓尹，很穷，养不起妻女，就由我父亲给了点钱了事。这个女的姓名不了解，大家都叫她“湖北婆”。大约1905年出生的，比我母亲小三、四岁。这个“湖北婆”对我兄弟俩不差，经常会留点吃的给我们，我们兄弟俩都叫她姨娘。父亲这种行为，非常明显就是依仗钱财地位霸占穷人的妻子，这与现代的包二奶、情妇、小老婆实际上是一回事，法律和舆论是不允许的，也是不道德的。
    我的母亲任听妹，1901年生，是童养媳，很小就来到陈家，与父亲成婚后，生育二男一女，我的小妹只两岁多就夭折了。我的母亲是一个真正可怜的人，她一生的遭遇连猪狗都不如。畜生尚可无忧无虑享受着主人对它的饲养和护理，最后挨一刀，作为对主人的回报！而我母亲呢，从来没过过宁静的安逸生活，而是长期战战兢兢，含着眼泪过日子，她的这种深重的痛苦不仅没有被人理解和同情，而是一直埋藏在她的内心深处，并反复地折磨着自己，因为她知道周围很难有人会听她的倾诉。
    母亲的家世居宜兴西洋渚薛家村，我母亲的娘原籍是宜兴潘家坝稻福录村曹挺荣之女，嫁到薛家桥任家生三男一女，三男就是我的三个舅舅，一女就是我的母亲，当她十岁时，父母（即我的外祖父母）即先后去世，十一岁就来到了溧阳戴埠陈家村当童养媳，是我小姨婆介绍的（小姨婆是我祖母的亲妹妹，是我母亲的婶婶）所以，我的父母之间也有点亲戚关系。母亲来陈家后既是童养媳，那就意味着必须承受着封建式的公婆管教，丈夫的使唤，邻居的吆喝，什么人都可以支配和左右她。她一字不识从没上过一天学，家里穷，父母去世早，又没有受到过温馨的家庭熏陶，生来就不乖巧，性格又不怎么温存顺和。因此免不了经常挨骂受打，公公打、婆婆打，左邻右舍的歧视和谩骂也时有发生。一次，母亲低着头坐在手摇车前纺织，被我的祖父用烧红了的火钳突然从背后刺向她的右脚后跟，顿时将她的脚后跟烧破红肿，既痛又吓地卷缩在屋角边哭泣，咬紧牙关不敢大声哭喊，生怕引起更厉害的毒打！
    上述情况，有些是我长大后听母亲说的，有些是村上的大人长辈们讲给我听的。都说母亲是个可怜人，要我长大后对娘孝顺点，说我母亲就是看在生了两个儿子的情分上，才忍气吞声待在陈家的，否则早就改嫁了。



这是陈国华1954年10月与南昌总工会宣传部同事合影
        

非常朴实的父母亲，让人感动

子欲孝而亲不待，所以我们在父母亲还活着的时候做子女的多尽一点孝心